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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首頁--文章閱讀:毛澤東提倡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

毛澤東提倡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源:共產黨員網  發布時間:2017-01-04 10:01:51  編輯:ysdjnet  瀏覽:7148

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強調,中央政治局要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方面為全黨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戰士。要堅持實事求是,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勇于聽取不同意見,及時改正錯誤。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不僅對下級要敢用,對同級特別是對上級也要敢用。不能職務越高就越說不得、碰不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夠用好,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一種責任。

四次檢討同一個問題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會議室也遭雷擊,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同時,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斃。事后,這位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并說要想想我們做了什么錯事引起了群眾的反感。后來發現是由于征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而引起農民的意見。了解情況后,就很快糾正過來。幾年以后,毛澤東一直記著此事。僅1945年4月至5月一個多月時間,毛澤東就趁中共七大召開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四次“檢討”了這個問題,用以自省并教育全黨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說明,在講到領導干部要樂于聽“閑話”,以便從中發現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他說:“1941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于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

第二次是同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口頭政治報告時,毛澤東又為這件事講了一段話。

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會上所作結論中,他說:我有個經驗,即許多話就是從閑話中聽到的。例如說,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1941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征收20萬石,還要運公鹽6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1942年、1943年公糧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

第四次是在同一個報告中,在講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性時,毛澤東又再次表示歉意:“說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征了20萬石公糧,因此我們是有責任的。于是,我們就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只有從這方面才能解決問題,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會打死我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正確態度,才有了革命勝利的一天。

“要隨時準備挨罵”

1958年,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這樣寫道:

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

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

毛澤東在其他很多場合講到漢高祖劉邦的時候這么說:

從前有個項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第一次報告,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番,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么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60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封建時代被歷史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發表了有關民主集中制問題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提到了漢高祖劉邦、西楚霸王項羽:

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個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820-821頁)

唐太宗李世民是個從諫如流的皇帝。毛澤東也很欣賞他這一點,在閱讀《舊唐書》第72卷《李百藥傳》時,毛澤東在李百藥上書給李世民的《封建論》一頁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這四大工作方法便是:

退思進省,凝神動慮;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

心切憂勞,跡絕游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

罷朝之后,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

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

直白地說,就是:退朝則反省自己的行為,考慮是否勞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萬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時聽取群臣意見不知疲倦,心中考慮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們繼續討論是非,推心置腹,以誠相待。晚上和有才學之士論事,聽取他們的閑話,高談闊論,議論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這四大工作方法與毛澤東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上是一致的。

在反腐敗問題上,毛澤東非常重視人民監督,擴大群眾參與,注重公開揭露問題。他提出,擴大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公開批評。他認為,公開批評比私下批評更有力量,更有利于執政黨保持自身肌體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指出:

“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

為此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了確保這種公開批評不受壓制并取得成效,還明確規定,“凡在報紙刊物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

這一決定還指出:“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

“批評在報紙刊物發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和法律的部分,應由國家監察機關司法機關予以處理。”

這一決定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在報刊上進行公開批評蔚然成風。在劉青山、張子善因巨額貪污被處決的一個月前,一些黨員群眾就投書《人民日報》,批評河北省委、省政府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們質問道:“劉、張小集團進行貪污行賄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斷有過檢舉、報告……河北省委為什么長期沒有發現這件事情?”“像他們這樣大規模地貪污、盜竊國家財物,在天津專區鬧得風聲很大,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長期沒有發覺?”

在黨內外的公開批評下,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國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楊秀峰分別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報》上作了公開檢討。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河北省委書記的妻子弓彤軒對自己接受劉青山、張子善禮物的錯誤的檢討。因檢討不徹底,中共保定市委辦公室李春、谷雨投書《人民日報》,要求“弓彤軒應重新作檢討”。1952年2月6日《人民日報》為這封來信加編者按予以支持。

當時,這種公開批評雖然涉及高級別領導干部,但黨內外并沒有感到有什么特別和不妥之處,也沒有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相反,倒給廣大干部群眾一種振奮、一股力量,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加信任黨,擁護黨的領導。鑒于這種實踐效果,毛澤東在1953年進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從毛澤東倡導公開批評的實踐中,能夠深刻感受到,公開批評顯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黨的強大生命力和自信與睿智——一種更重要的力量。(劉緒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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